上海解放亲历记(一)| 田云樵回忆策反刘昌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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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文选自《五月黎明——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》。书中所收录的文章讲述了在解放和接管上海的斗争中,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各条战线迎接城市新生的艰难历程。文章作者多为上海解放的各方亲历者,因此其回忆颇具史料价值而显得弥足珍贵。

  我军进攻受阻

 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,我奉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之命,参与策反国民党上海守军的工作。

  1949年5月25日清晨,想到解放军进城以后急需党的地下组织配合工作,我没有顾得上吃早饭,就骑上自行车出了门。一路看到解放军部队已在市区遍布岗哨,有的地方解放军战士在人行道上席地而坐,休息待命。我想,他们经过一夜的战斗,多么需要喝点开水,饱餐一顿,继续战斗。通过电话联系,我们几个搞策反工作的地下党员在江宁路第二劳工医院(今普陀区人民医院)集中,一则可以与沪西区指挥部马纯古同志取得联系,二则可以与进驻沪西区的解放军部队进行必要的配合,三则便于协助西区的护厂工作。

  上午8时许,我们与进入沪西区的解放军81师联系上了。师政委罗维道同志婉言谢绝了我们提出的为部队供应粮食、开水的建议。他向我解释说,在郊区的后勤部队马上就要进城,粮食、开水已不成问题。接着,他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军事形势,我军两翼按照战略要求已在吴淞口合围,截断了敌军从水路逃窜的航道。西路部队已突入市区,苏州河以南已全部解放。现在近四万敌军已被包围在苏州河以北、蕴藻浜以南的一小块地区。接着,罗维道同志以严肃的神情告诉我们,敌军占领了苏州河以北的制高点以后,用轻重机枪封锁了所有桥梁。有一个连队的战士在冲上外白渡桥时,遭到架设在百老汇大楼(现上海大厦)上的机枪扫射,伤亡很大。他还告诉我们陈毅司令员早有指示,为了保护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,部队不准携带重武器进入市区,即使手榴弹也要尽量少用,一定要把上海市区完整地接管下来,既要完成军事任务,又要完成政治任务。但仅用轻武器压不住敌军的火力,我军的伤亡必然较大。讲到这里,罗维道同志顿了一下,双眉凝聚,似乎在沉思怎样避开敌人的火力网,用最小的牺牲取得这个战役的最后胜利。

  说服王中民再次策反

  罗政委的一番话使我明白了,解放军最需要我们配合解决的不是粮食和开水,而是策反工作。我请罗政委讲一下苏州河以北敌军部队的番号,或许我们能够出些主意。他告诉我们,在造币厂桥以北主要是国民党的51军,还有一些杂牌军队。我怕情报有出入,追问了一句:“是不是王秉钺任军长的那个51军?”罗政委说:“是的。”我觉得我们有可能策反他,就说:“王秉钺是东北军出身,过去我们曾经策反过他,他当时态度不够坚决,对国民党尚有幻想。今天在重围之中,要他率部放下武器,是有可能的。”罗政委听说后,非常高兴,认为这是减少伤亡突破苏州河北岸敌军防线的好办法,立即向前线指挥部聂凤智军长作了电话请示。

  很快,罗政委就告诉我们,前线指挥部对此很重视,并同意我们的意见,希望马上进行策反工作。我立即把关系人王中民找来。王中民是东北人,早年从东北讲武堂毕业,曾在国民党部队干过一阵,后在国防部任少将部员,从事特种工作。退伍后,到上海担任海关税警大队大队长,是王秉钺的老朋友。他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早已丧失信心,在我地下组织的教育下,表示愿意戴罪立功。上一次策反王秉钺就是派他去的,可惜未能完成任务。

  我跟王中民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,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军事形势和争取王秉钺放下武器的可能性,要王中民过桥去做王秉钺的工作。一开始王中民有些犹豫。他一怕王秉钺的副手是个军统特务,一到那里,就有可能被他杀掉;二怕桥两边都在打枪,有可能没有过桥就被打死。针对这两个顾虑,我们给他一一作了分析:“王秉钺身陷重围之中,你去帮助他摆脱困境,得到出路,决不会与你为难;至于打枪问题,我们可以下令,我方部队首先停止打枪,为你过桥创造条件。”我并向他指出:“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前去为人民立功。过去你对人民是有罪的,现在有大好机会,却又不愿立功。我们虽然建立了联系,今后也很难相处下去。”王中民思想斗争激烈,要求让他回去考虑一下。我告他:“你不干,就请回去。我们另外找人。”就这样,王中民默默地走了。不到半小时,王中民就回来对我说:“老田,不要见怪,我想通了。我马上过桥去找王秉钺,一定要他率部放下武器。万一出了问题,我一个老婆、三个孩子,请照顾一下。”我说:“想通了就好。过去你对人民做过许多错事,今天你为人民立功,人民就会谅解你。万一有什么问题,你的家庭生活组织上一定会照顾的。”

  时间已经是上午10时半了,我们与罗维道同志交换了意见,决定派两个参谋,送王中民至前沿阵地,由造币厂桥过河。两个参谋送王中民到桥南堍连部后,立即通知我方部队停止射击,让王中民安全过桥。对岸国民党部队戒备森严,见人露面就拼命打枪,一时无法通行。王中民急中生智,在桥堍下敲开一家烟纸店的门,买了一张大白报纸,用毛笔写上“和平使者”四个大字,然后双手举起,一步一步向桥北走去。国民党官兵看到这个情景,果然也不再打枪了。王中民过桥后,就被送到敌连部询问。王中民说,要到51军司令部找老朋友王秉钺军长。敌连长觉得此人有些来头,就把他逐级上送,最后到了司令部。

  刘昌义同意率部投诚

  然而,在敌司令部接见王中民的不是王秉钺而是刘昌义,彼此都很惊异。原来王秉钺在浦东与我军作战时负伤,军长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兼任。刘昌义也是东北军出身,后来在西北军中混过一阵,和王中民也是老相识。汤恩伯仓皇逃走之前,交给他统一指挥上海战场的任务,答应多少天内会有援兵到来。刘昌义心知上当,又没有别的出路,只得困守苏州河以北地区。王中民说明来意后,刘昌义把他请到自己的房间里。王中民问刘昌义有何打算,刘昌义说:“他们都跑了,留下我撑这个烂摊子,只好拼下去。”王中民则趁机对他说:“现在退路都已切断,处于四面包围之中,解放军就要瓮中捉鳖,仁兄难道不想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一下?”刘昌义不信任地看了王中民一眼说:“你讲的都是事实,可是你老弟不能代表解放军呀!”王中民告诉刘昌义,他是共产党派来的,如果不信,可直接与共产党的代表通电话。刘昌义听了,提出要与共产党的负责人直接谈话。王中民立即从国民党51军司令部打电话到劳工医院与我联系。我要王叫刘昌义听电话。双方通报了姓名身份之后,我就单刀直入地说:“王中民是我们派来的。现在形势逼人,突围是绝对不可能了,放下武器是唯一出路。”刘昌义回答说:“形势已明确了,但怎样做,能否过来当面商谈。”我当即表示:“同意你过来当面商谈,谈得好最好,谈不好,保证你安全回去,让战斗来解决问题。”双方约定在下午三时,由刘昌义通过造币厂桥进入我方防区,进行谈判。通话完毕后,守候在电话机旁的罗维道政委十分高兴,他立即打电话向聂凤智军长作了详细汇报,并确定由聂凤智军长为主与刘昌义谈判。

  下午4时许,从造币厂桥北开来三辆吉普车,我们去了两辆车,一同开到虹桥路前线指挥部。我方参加会谈的有聂凤智、罗维道和我等人,对方就是刘昌义和陪同来的王中民。聂军长先谈了当前政治形势,着重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订八项谈判条件而自绝于人民,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已不可能,唯一的办法只有用武装解放全中国。联系到军事形势,聂军长指出,淞沪的国民党部队已毫无出路,据守在苏州河以北、蕴藻浜以南的弹丸之地,很快就要被摧毁。为了减少人民财产的损失,我们希望刘昌义先生当机立断,率部放下武器,走上光明大道。刘昌义表白说,自己过去对蒋介石排斥异己,一直是不满的。过去想投靠人民,苦于没有机会。今天当然要靠拢人民,愿意率部放下武器。同时,刘昌义又对自己在国民党部队内的实际地位作了解释,他说:“虽然我是淞沪警备副司令,是留下来的最高的军事指挥官,有权命令和调动一切,但我的命令有些部队可能会拒绝执行。”他扳着手指,历数着各个部队的番号和人数,共有近三十个部队番号、十万多人。

  聂凤智军长当即表示,其实际情况和处境,我们是了解的,问题的关键在于决心和态度。至于有些困难,人民解放军可以协助解决。刘昌义马上表示:“我前来会见聂将军,就表明了我的决心,态度就看我的实际行动了。”最后,聂凤智军长表示:“你的决心既然已定,态度也很明朗,那么我去电请示三野陈司令员作最后的决定。”当时已经是深夜11时了,大家因紧张谈判连晚饭都没吃。聂军长要求开饭解决肚子问题,并等待三野司令部回电。饭菜端上来的时候,我才想起今天从早到夜,还没有吃上一餐饭呢。5月26日,原国民党军京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在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接洽投诚

  26日凌晨1时许,三野陈毅司令员回电来了。聂凤智军长当即宣布:一,接受刘昌义投诚;二,限刘部于26日上午4时前,集中在江湾附近指定的三个村庄待命;三,所撤地区由人民解放军接防;四,凡拒不接受命令者,由人民解放军解决。刘昌义听后,要求看一看电报原文。他仔细地读了电文,还注意地看了电报最后的署名。他对电文感到很满意,但提出了一个要求,对第二条限于26日上午4时前集中表示有困难,现在已过午夜,即使马上回去下命令,也难以做到。聂凤智军长很干脆地回答说:“这确是实际问题,那么限期推迟到中午12时前集中完毕。”刘昌义表示同意,随即告别上车。我们送刘昌义仍由造币厂桥回到苏州河以北。

  国民党军队在江湾体育场缴械投降

  26日上午8时许,国民党部队沿苏州河北岸开始向东北方向后撤,人民解放军随即接管了这些防区。我们随部队进入造币厂桥以北地区后,听到东面方向还有一些枪声,不久就平息下来了。事后我们了解到,有一支国民党青年军残部拒不执行命令,占领一座大楼进行顽抗,但很快被我解放军缴械了。

  5月27日,上海全境解放。

  本文选择《五月黎明——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》(上海通志馆、《上海滩》杂志编辑部编,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)